探索“江湖书法”与“北大精神”的交汇点

05-10

探索“江湖书法”与“北大精神”的交汇点

文 | 长安易居主

“江湖书法”与“北大精神”

文/长安居

北大教授王岳川先生曾大力倡导“文化书法”，而他的“文化书法”不过就是书法界常常言及的“江湖书法”。

何为“江湖书法”？概括而言，即没有毛笔书写基本法度支撑，且审美趣味恶俗的“书法”。王岳川的“文化书法”，在当代书坛早已沦为最大的笑料。

近日，“宣纸上的北大精神”三人行书法展在云南大学东陆校区美术馆开幕，本展共展出北京大学教授张国有先生，陈洪捷先生和燕园书画院院长牛耕耘先生创作的50余件书法作品。据其自言，“作品以北大学者的言行、北大的景物为题材，从不同角度展现出北大的精神和风貌”云云。

北大教授张国有先生的“江湖书法”

纵观张、陈、牛三者的书法作品，我的第一直觉即体现为，三者所书，均系俗不可耐的“江湖书法”，与王岳川的“文化书法”正一奶同胞。因此，这场被冠以“宣纸上的北大精神”之名的书法展，实为一场地地道道的“江湖书法展”，北大教授的书法审美理想沦落至此，如何不让我们嗟叹不已呢？！

张国有先生、陈洪捷先生能成为北大的教授，一定在他们各自的学术专业领域颇有建树，这自不待言。但是，就他们的“书法”作品来说，其“书法”实践功底，无疑尚在书法艺术的“门外”，包括牛耕耘先生。这就引申出一个问题，张、陈、牛三位应都属于缺乏自知之明的人。

不难想见，张、陈、牛三先生但有一点儿自知之明，都不会把如此恶俗不堪的“书法”作品展示于公共领域，这既为自己赢得了无知的负面名声，又使得北大的文化形象受损。最可一叹的还在于，这50件辣人眼球的“江湖书法”在展览结束之际，将全部捐献于云南大学，故而云南大学在日后的每一年，还将付出一定的物力财力人力来保管这种毫无价值的“作品”，纳*税*人的钱怎能这么乱花？

北大教授陈洪捷先生的“江湖书法”

北大老教授朱光潜先生有训曰，“自己不易对付，因为不容易认识，正如有力不能自举，有目不能自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们对于自己是天生成的当局者而不是旁观者，我们自囿于‘我’的小圈子，不能跳开‘我’来看世界，来看‘我’，没有透视所必需的距离，不能取正确观照所必需的冷静的客观态度，也就生成地要执迷，认不清自己，只任私心、成见、虚荣、幻觉种种势力支配，把自己的真实面目弄得完全颠倒错乱”。

以朱光潜先生以上所语者为是，可知张国有、陈洪捷、牛耕耘三位先生显然是不能认识自我的人，所以他们才敢于用如此糟糕的“书法”作品来宣示“北大精神”，以至于“把自己的真实面目弄得完全颠倒错乱”了。

牛耕耘的“错字书法”，写“代”为“伐”。

孔子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同时他又告诉其门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孔老夫子所教的“不知之知”，恰恰是在提醒人们，在自己知识、认知范围内的小世界之外，还有更为广阔的大世界。对于张、陈、牛三人，书法艺术自然是他们知识能力范围之外“大世界”的一部分，可以说，他们对此一无所知。是故，这场以宣示“北大精神”书法展的本质，实乃张、陈、牛三人在公开展示他们各自的无知。从这个层面观照，三者正用其蹩脚的“书法”，为我们清晰诠释出“无知者无畏”的真切意涵。在我看来，三者均为无比可怜的人。

据网络公开可见的信息知，“‘宣纸上的北大精神’三人行书法展在过去的八年中从北大校园，走到绍兴、上海、石家庄，走到柏林、东京、蒙特利尔……”。也就是说，由张国有、陈洪捷、牛耕耘三位先生联袂举办的这一“江湖书法展”，不仅风行于国内的各个高校及各文化单位等，而且走出国门，炫耀于国际之间也，他们能取得这么辉煌的“展览业绩”，当然值得我们深思。

张、陈、牛三位明明于书法创作皮毛未得，却能假“书法”之名欺人欺世，这无非是充分借助了“北大”这块金字招牌强力加持的缘故。没有“北大”这两个字为他们“背书”，他们连一个普通书法爱好者都不是。企业家雷军说，“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同理，利用好“北大”的金字招牌，书法“垃圾”也可变身为名贵“法书”。故而，张国有、陈洪捷、牛耕耘三先生，颇有些生意人的精明头脑，他们当深谙怎样包装、推广各自“江湖书法”的经营之道。

北大作为享誉海内的百年名校，她的名字太过辉煌夺目了，北大既有的学术权威性，自然会迷惑很多人，在多数人的“逻辑”思维中，北大教授的学问冠世，北大教授的“书法”必也冠世。张、陈、牛三者显见是利用了庸众善于盲从的心理，而得以在他们根本一窍不通的领域，玩了一个风声水起，不亦乐乎。只不过，百年北大深广的美育文脉、书法文脉等，也被他们恶俗到了极点的“江湖书法”，玩了一个一地稀碎。“北大精神”而今已同“江湖书法”之间划上等号，北大先贤的在天之灵，会不会为此伤心不已？张国有、陈洪捷、牛耕耘三者假“北大精神”之名，每每招摇于市的“江湖书法”，足以令今天的北大为之蒙羞。

北大的老校长蔡元培先生对美育异常重视，并竭力主张以美育代替宗教，他的这一主张是源于其一贯坚持的教育思想。蔡先生向来认为，美育是最远离实用的，故而教育的本义，在审美教育中才有最充分的体现。蔡元培先生长北大时，支持成立画法研究会、音乐研究会、雕塑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等，既是为了让北大学子得到审美教育，又是在以一种典型的方式来昭示教育的真谛。张国有、陈洪捷两位先生虽然是北大的正牌教授，牛耕耘先生是燕园书画研究会的会长，可是，他们不懂审美，也不懂教育，更加没有做人应该具备的初级自知之明，所以他们很难被我们看作是一个认知完整的“人”。

抗战胜利后，冯友兰先生曾应邀赴美讲学，回国不久，他就在清华大学进行了题为《论大学教育》的公开演讲，这篇讲稿的主旨大抵是，“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人’，而不是要把‘人’训练成工具或机器……职业学校重在‘有用’，它训练出来的学生可能有一技之长，或者有某种‘特殊机能’；但如果以为这就够了，那我们的学生就会像茶杯可以盛水、板凳可以坐人似的，只能是一个‘器’，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完整的‘人’”。

北大教授张国有先生的“江湖书法”

在这一演讲中，冯友兰先生还对何为真正的、完整的“人”，作了通俗易懂的解答，“所谓‘人’，就是对于世界社会有他自己的认识、看法，对已往及现在的所有有价值的东西——文学、美术、音乐、书法等都能欣赏，具备这些条件者就是一个‘人’”。

除牛耕耘先生外，我不否认张国有先生、陈洪捷先生在其各自的专业领域内，所达到的那种学术高度，但是他们在个人专业之外，并不懂得“对已往及现在的所有有价值的东西——文学、美术、音乐、书法等都能欣赏”，所以如用冯友兰先生持守的教育观来审视、衡度他们，他们只是“器”，而非真正的、完整的“人”。由此可知，张国有教授、陈洪捷教授对书法艺术鉴赏、实践的无知，是基于他们在自己的过往只接受了“成器”的教育，却没有接收“成人”的教育，因之，他们不懂得藏拙，四处现丑却无法自知。他们岂止可怜，实在更为可悲呀！

北大教授陈洪捷先生的“江湖书法”

无知者一定无畏，如陈洪捷先生在此展览中，把北大先贤的大名直接写在宣纸上，更用招呼晚辈的口吻，将季羡林先生、冯友兰先生、王力先生、熊十力先生，写为“羡林友兰”“王力十力”，这明显是对前辈师长的大不敬，评之为大逆不道也不为过。季羡林先生字希逋，又字齐奘，冯友兰先生字芝生，王力先生字了一，熊十力先生号子真，他们的名讳怎可像写“大*字*报”似的直呼其名？北大教授的斯文扫地简直使我辈瞠目结舌，不可思议！让我说，陈洪捷教授无礼若此，起码要断食一日，用为自罚自省，以向这些北大先贤的在天之灵“谢罪”。

“宣纸上的北大精神”三人行书法展，一方面像闹剧、丑剧，背后一定隐含着不为人知的功利；一方面又折射出北大精神的日渐衰飒，当下北大同过去北大的差距，恐怕不止于霄壤。记得费孝通先生在纪念乃师潘光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座谈会上曾说，“在我和潘先生之间，中国知识分子两代人之间的差距可以看得很清楚。差在哪儿呢？我想说，最关键的差距是在怎么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