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记忆,因久远而变得模糊不清,但凡清晰的,必是一些不可磨灭的触动。
初识二哥
60年代初,我四岁时,随着父母两地分居的结束,我才第一次踏进父亲在西安的居所。进了一个小院,平房前的破藤椅上坐着个白发老头。正惶惑,却见椅子后面爬出一个光屁股小孩,冲我一乐,惊出我两筒鼻涕,他便爬着进了小平房……
这老头便是我爷爷,另一个,便是长我2岁的二哥庆芬,他不是在玩,他在行走!那一年他6岁,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病毒,在他出生不久,便无情的啮噬了他的中枢神经,使他永远丧失了双腿的功能。
短暂的天伦之乐
我们哥仨度过了一段快乐时光,我们一起玩打鞋,骑驴、玩洋片、牛奶盖,糖纸、弹球,那个年代小孩所有的游戏。有时我和大哥推着他,去隔壁小人书摊看书,2分钱一本。那时钱少,三人只能看一本,便让二哥拿着,我们俩分坐旁边,这可是特权啊!谁拿书,谁便掌握了翻书节奏,二哥聪明,理解快,经常我们正看着,便"刷"地翻了页,急得我俩直喊叫。有时我和大哥捉弄他,那时困难,我们哥仨盖一床被子,于是我两一人蹬他一只脚,将他一点一点从被窝里升出去,母亲见状大惊,"腿不行,怎么跑出来的?"我们在被窝便笑死过去。
我们一起得麻疹,怕着风,被母亲捂在被子里热的大哭大喊。
值四清社教运动,父亲成天开会,每天很晚才回家。那时的西安,夜里静得让我和二哥常常想到鬼,便强烈要求,等爸回来才能睡,我俩最怕大哥说,"我困了,”此时立即惊恐的扑在他身上,摇他,掰他眼睛;然后就对着住满老鼠的席顶棚哭,当一个皮鞋声由远而近,便悄然止哭,屏息静气等待,当发现皮鞋由近而远,便又沮丧的继续大哭!
二哥一生中的天伦之乐,在他8岁时便戛然而止了。
在爷爷去世后的某一天,二哥突然消失了。印象中,我俩甚至从未问过父亲:二哥去哪了?
儿童福利院
1967年,是文革最疯狂的时候,父亲拽着大哥和我,登上一列西去的火车,列车上挤满了五湖四海革命大串联的学生,车厢空气令人窒息,我们终于下了一个小站,穿过田间小道,走进一个桑林环绕的大院,进了一间昏暗的平房里。
阳光被分割成一块一块地,从铁栅栏窗,照进这个有一溜地铺的屋里,我有一种奇异的的感觉,十几个残障小孩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流着涎水,傻傻的笑着。地铺对面有个硕大的铁笼,里面躺着一个狂躁的精疲力尽的光头;一个凹陷着头的小子,不怀好意的向我靠近,我惶恐地紧紧攥着父亲小拇指,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带我们到里来?就在这时,我看到一双熟悉的、明显聪慧的眼睛和那张像母亲一样清秀的脸,是二哥!
二哥坐在地铺上,两腿蜷缩着,一只手佝偻,直看着我们,并没说话。随即,便流着眼泪,难过的不能自抑。父亲过去安慰他,给他糖果,点心,他让我们分成份儿,给为他打水送饭的小伙伴。父亲叮嘱一声,他点一下头,滴一滴泪,这一幕,永远烙在我幼小的记忆里!
现在想起,当时幼小的他,该是多么哀怨、无助呀!聪慧的他却无奈生活在一群智障幼童中间。他对亲情理解的那种伟大,是正常人无法体会的!告别时,他只是用不断涌出的泪,默默的目送着我们,眼神里充满不舍……
病魔赋予他躯体的残疾,使他弱小的人生背负了太多太多重压和不幸!
回不去的家
文革时的岁月,过得五味杂陈。机关大院儿,如果看到那个伙伴耷拉着脑袋,准是他爸被揪了出来。终于有一天,我们哥俩也房门紧闭,在家喂鸡了﹣--﹣批父亲的大字报出来了。罪名是用敌敌畏给奶奶抹伤口。
于是,全家对二哥的去向更是噤若寒蝉,守口如瓶。
就连二哥得了结核病,母亲也是给他隐姓埋名,匆匆住院,又匆匆送回到福利院。不想就这几天,竟让二哥难以释怀,不断念叨"我的母亲,我的母亲!"他在由衷的感谢这次得病,让他见到了朝思 暮想的母亲!
对亲情的渴望,常会使奇迹发生。二哥竟会写
信了,歪扭的字里行间,浸满了泪水。聪明而坚强的二哥,前两年总说自己很好,不让我们挂念。我们果然没挂念,没去看他。这可不是他希望的,后来他便来信,诉说想回家来,或者要求把他送回老家去都行,总之,他实在忍受不了福利院那恐怖的孤独。父亲便回信,说你母亲和弟弟都有病,哥哥当兵走了,家里还有个小妹妹,实在没法照顾你。
渐渐,我们全家感到二哥的存在似乎成了一种威胁,文革和残疾,同时在撕裂着亲情,谁家有了残疾孩子,似乎意味着耻辱和不幸,我们竭力在抹去人们这种记忆,我们是不会接他回来的。
最后的回家
1977年,父亲落实政策回城,任命到一家单位当领导,全家随迁。受人尊重的生活,又开始向我们招手了。
这年夏天,一个闷热的下午,司机从热浪中奔到我家,说门口有人找,他那诡异的神情,使我感到一丝不安。紧接着,一个喘着粗气的小伙,背着个人,踉踉跄跄冲进家来。他顺手把人放在藤椅上,嘴里含混的呜啦着,我们无暇理会,直盯藤椅,感觉空气凝固。是二哥!我的二哥!他脸色苍白,神情憔悴,但清秀如初,眼睛闪着愧疚而坚定的光!我从这光中,似乎看到强烈的信 念 ,使他说服福利院,伏在一个低智而又无私的背上,坐闷罐子火车,奇迹般的摸索到他的家。
家里弥漫起温暖但又复杂的亲情,毕竟是心头肉,父母围着他,问他的生活,问他身体。二哥一会笑,一会哭,残疾的身体,长年的低智的环境,使他发育得像个小孩儿,鼻涕,涎水,尽情的淌在椅子的扶手上。
我惆怅的做着饭。妹妹放学,一掀门帘,惊叫一声,落荒而逃。
小妹的应激,惊醒了所有人,一场决定二哥去留的较量,随即展开。爸妈说:回家了,就多住几天,每天做好吃的,补补身子再走。二哥坚定地说,我不走了,来时把铺盖都烧了。爸说"我刚到新单位,忙!你妈工作单位又远,起早贪黑;你哥当兵弟弟身体弱,谁照看你?"二哥说"不用管我,一只手能动,旁边放上馍和水就行。"
爸妈说:大小便怎么办,摔下来怎么办?天冷了怎么办?邻居说闲话怎么办?病了怎么办,今后怎么办......?
二哥简单的人生,根本消化不了这么多"怎么办",便流着清泪:我不回去,他们都没家,我有家,我有我的母亲。"我的母亲"这四个字,他经常提及,说得动听,舒缓。这是他那个窒息生活中,僵硬的躯体中,最温情、最神圣、最柔软的部分!
母亲无意中,给了他最后一击"哎,妈也不容易,经常想你,晚上哭得睡不成觉,你要理解妈的难处,你先回去,我们会经常看你,等家里情况好了,妈立即接你回来,你就答应妈吧!"
这是动摇二哥坚定信念的最后一击,十几年来,他在默然、寡情、低智、冷寂的生活中,密密层层积累起来的回家决心,在母亲面前,顷刻融化……
他瞬间崩溃!只吐出了三个字:"我回去! "便伏在藤椅上失声痛哭!他哭,全家在哭,哭声中充满了对小儿麻痹﹣-﹣这个恶魔的诅咒!
他走了,又去独自承受那无边的寂寞,承受那比没有家的孩子更残酷的亲情之苦,受那远超残躯的精神之苦!
二哥的葬礼
二哥走后一年左右,公元1978年,一个初秋的下午,父亲驱车来单位接我,只说了声你二哥病重,便载我绝尘向西,一路经汉武帝墓、马嵬坡,黄昏时,驶进了坐落在绛帐镇边的福利院。
父亲与院长在昏暗的灯光下,小声讨论着什么。半晌,我终于忍不住,问"怎么不去看二哥的病?"
父亲看了看我,用沙哑的声音说道:"你二哥死了。"
震惊中,我莫名的感到释然!
第二天,我见到最后的二哥,他躺在一口极薄的棺材里,21岁的他,小如孩童,身体倦曲,眼窝深陷。两个神情呆滞的汉子,用嘴向他身上喷着白酒,盖上白布,父亲默默的亲自钉上了棺盖。二哥与我,从此阴阳两隔。
送葬的一行,穿行在蜿蜒的青纱帐,蓦地,一个苍凉的诵经声,在人群中响起。我突地感到一阵悲凉,二哥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
脊髓灰质炎已在中国的大地上绝迹,我想以此誌记,一个脊灰患者悲惨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