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房艺术：竹雕笔筒的细致赏析

人们使用竹器的历史非常悠久,《礼记·玉藻》记“芴。天子以求玉，诸侯以象，大夫以鱼须文竹”。就是说大约2000多年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使用竹刻制品了。近年来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些早期竹刻实物，如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西汉浮雕龙纹髹漆竹勺等。但真正意义上的竹刻制品则兴盛于明代中叶嘉靖、万历年间的上海嘉定。清代陆廷灿《南村随笔》中载：“疁城竹刻，自明正嘉间高人朱松邻创为之，继其子小松樱，至其孙三松稚征，而技臻绝妙。”嘉定竹刻也因其朱氏为代表，形成了明清竹刻的主要流派——嘉定派。明清时期随着文房用品兴盛，竹雕笔筒也多为文人逸士所臻爱。竹在传统文化中被视为“君子”，文人们赋予竹子虚心、有节、刚直等精神文化象征。竹雕笔筒是在传统竹雕工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艺术成就，赏玩情趣，非外人所能领略。以竹为载体，容诗，书，画，等诸艺为一炉。所作也是自己玩赏，馈赠文友之物，而非某生之用，竹乃常见之物，随手可得，不为特殊。而明清以来，文人巨匠凭其书画造诣，善运巧思，以刀作笔，施以竹材，于方寸间作文章，化腐朽为神奇，留下了许多传世佳作，至今仍为世人叹为观止。古来文士案头，弃金银尚竹木之材，朴实不华，多为实用之物，其中竹雕笔筒倍受文士喜爱，“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清晰的表达了文人的气节和对竹刻艺术的推崇。下面撷取部分竹雕笔筒精品与藏家分享。

清 周芷岩竹雕竹石图笔筒 高15厘米

《竹人录》载：“周颢，字晋瞻，号雪樵又号芷岩。美须髯，人皆呼为周髯。行草跌宕奇伟，师苏长公而多自得之趣。山水、竹石，临摹宋人诸名家，尽得神髓。山人天分即高，以画法施之刻竹，合南北宗而自为一体，无意不拽，无奇不有，朱沈一灯隐隐相继，而又神明变通乎其间，两百余年，首屈一指矣。”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周颢是嘉定竹刻史上承上启下之人物，竹刻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为世所公认。此笔筒通体以阴刻法为之。筒身所饰竹石图，这也是周氏所常作的题材，得心应手，以刀为笔，洗练简率，其“磊落不羁”的性格显然在竹刻创作上得到了体现。画面正中下部，着一斜出之卧石，石后一片幽篁，高低上下随风摇曳，石上青苔点点，一股清幽之气扑人眉目之间。落款行书阴刻“秋阴覆地常疑雨，寒色浮空半是云。芷岩制”。整幅画面转动观之，如赏手卷，能传笔墨之韵味。

清 竹雕西园雅集故事笔筒 高15厘米

“西园雅集”为传世竹刻中常见题材，此笔筒取优质竹材，以深浮雕法结合浅浮雕法，并施阴刻法，写崇山峻岭之间，群文士名流西园雅集的故事 。西园为北宋驸马都尉王诜之第，王诜曾邀同苏轼、苏辙、黄庭坚、米芾、蔡肇、李之仪、李公麟、晁补之、张耒、秦观、刘泾、陈景元、王钦臣、郑嘉会、圆通大师（日本渡宋僧大江定基）十六人游园，后世工匠多以此为题材竣刻在不同的材质上，与晋代王羲之“兰亭集会”有异曲同工之处，作品构思巧妙，场景布置合宜，人物刻画神采熠熠，仿若山水诗意，据宋·米芾《西园雅集图记》载，“泉石云物，草木花竹，皆妙绝动人……”米芾则以文字形式将人物姓名、衣冠、坐卧神态及周围清幽旷远的环境一一记录下来，以备后人追随。北宋的画家李公麟将此景以手卷的形式表现出来，此后“西园雅集”便成为后世画家们竞相效仿的题材，清代画僧石涛都曾以此为题材绘西园雅集图，米芾的文章也成为对其最准确生动的注释。画面中间持笔而书的为东坡先生，其余文士分为六个场景表现，有禅释客坐的，有苍崖提诗的，有尚古赏画的，还有抱琴闲奏的，琴书雅趣悠哉，绝胜七贤六逸，云山水竹之间，散发着墨香。用《竹人录》“峰峦重叠，林木幽深”来描述此件作品非常恰当，作品从山石，树木，与人物的雕刻技法处理上，可以看出比较典型的清代中期的竹雕作风，章法布局上，疏密有致，繁而不乱，山石采用“斧披皴”和“云头皴”等山水画皴法来表现，蕉叶，松针，竹叶，在仿效李公麟绘画方法的同时，结合了浅雕的技法，使得枝叶更具立体感。这种艺术表现形式更强调神韵，灵透，笔筒的整体画意风格上多承接了山水画布局的影响，山石的组合，峭峰之上不见其顶，给人以山外有山的感觉，笔筒口沿部分采用阴刻技法绘云霭，简单的线条，再现了艺人在 运刀时都能和运笔一样得心应手。飘逸流动，或道劲有力，作品的底部用了四个小矮足，这也是乾隆时期常见的表现形式.明清两代的竹刻艺人虽为工匠，但其艺术传承深受文人画的影响，文人画是当时社会精神人格的重要组成。能书画，更精通雕镂技艺，"以物咏志"这是竹刻艺人们追求的最高境界，笔筒这种载体更是赋予他们更多的创造激情。书画艺术也为竹雕创作提供了无尽的图式和造型来源。因大部分竹刻艺人都集中在江苏嘉定和金陵一带，根据雕刻技法和风格特征大体上划分为“嘉定”“金陵”两派，其他还有徽派，浙派等，嘉定派竹雕到了清代康雍乾嘉时期(1662—1820)，已达到了顶峰，阴刻，与浅浮雕成为时尚，此件作品汲取了“嘉定”派竹刻的精髓，技法上运用的得心应手，上海博物馆藏清中期马国贞竹雕“兰亭高会图”笔筒作风上于其非常相似。

清初 竹雕二乔读书图笔筒 高15厘米

笔筒直口，外壁微撇，取高浮雕技法，雕刻三国时期东吴乔玄的两个女儿大乔、小乔咏赏曹子建的《铜雀台赋》的画面。图中刻两窈窕淑女，凤眼小口，秀美娇小，一女坐于榻前秀凳上，食指指点诗卷，一女斜卧综榻之上，右手持纨扇，睇视书卷，两位才女像是在娓娓而谈。笔筒的另一面行书阴刻“蘭兮蕙兮，凌凌凭几。同披墳典，收放参微”。以二乔并读为题材的竹刻作品，传世中最为著名的当为上海博物馆珍藏的清吴之璠《竹雕二乔并读笔筒》。吴氏作品在表现主题，刻画人物方面相当成功，有其特殊的表现语言，这也是其经典的魅力所在。此件作品从器型上、人物的开相上都和吴氏作品有着同工之处，虽未落款，但也相去不远也。

清中期 王梅鄰刻爱莲说笔筒 高11.7厘米

笔筒依竹节随形而制，整器造型通直修长，轻灵透气。外壁包浆莹润光泽，亮洁红润，呈枣红色，予人呈现灵秀隽丽同时又不失典雅沉郁之感。筒身壁面不着花纹修饰，而通体以行楷雕刻北宋理学大家周敦颐名篇《爱莲说》词句，落款梅鄰散人。其上雕刻运刀如笔，精致细腻，书法恬静秀整，自然洒脱，一气呵成而无凝滞之感，借助题字寓文人情怀于工艺器具之中，而毫无工匠之气，实属难得，堪称佳品。王梅鄰，又名王恒，字筠榖、茂林，清乾隆、嘉庆年间上海嘉定人，其族世代为嘉定竹刻名家，曾祖王谓詔得吴之璠真传，梅鄰自幼师承家学，善刻花卉、书法、山水、人物，尤其以刻小楷著称。此件作品选材精良，刻工精湛，实为文房上品。

清中期 松涛山人 竹雕山村归客图笔筒 高14.6厘米

竹刻创作题材，各发展阶段是有不同的。常见的创作来源在三个方面：一个是传统戏曲表现的民间故事，如《蟠桃会》、《八仙会》、《西厢记》等；一个是古代历史事件，通常表现文采风流的，如“竹林七贤”、“西园雅集”等；另一个则是文人雅士笔下反映的闲情野趣，如此件作品表现的“山村归客图”景象。笔筒取优质竹材，以浅浮雕为主兼施阴刻法，刻画了一幅古代山村晚归的景象。画面之中一头戴冠巾的长者旅途归来，三个童子一个拴驴、一个携琴、另一个挑着行李，邻里三老隔篱相望，家人欲出门相迎，远处一老翁推车，车上载酒，老翁头带斗笠，面带微笑，似在吟唱小曲。整幅作品构图严谨，景物安排得体，错落有致，人物处理极富生活气息。阴刻行楷题款：“丁卯小春月，仿唐解元笔意。松涛山人。”作品从技法、山石、树木与人物的处理上都显示出典型的清代嘉庆、道光时期嘉定派竹刻风格及阶段性特征。松涛山人为清中期嘉定竹刻重要竹人，丁卯年为嘉庆十二年（1807），小春月乃指旧时农历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