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揽史说

编辑|星揽史说

一部清朝对西藏地方的赏赐文物史就是一部完整的清朝对西藏地方的文化经营史。表明清朝的文化定位是准确的，并在边疆治理上实现了这一意识形态功用。

西藏与中原地区的联系虽不自清代始，但是自清代更加紧密，中原文化的西藏传播虽不自清朝始，但是自清朝形成规模和格局。

从东北一角对西藏的关注开始，一直到清朝最后一代皇帝逊位，有清一朝始终都没有停止过对西藏的文化经营，一部文物交流史就是一部中原文化的西藏传播史。

文物状况梳理

清代中原文物现今的藏有地主要在寺庙、博物馆、文管会、档案馆。以西藏自治区博物馆为例，现今藏有10万多件藏品（包括内地传入和西藏本地的）。

其中完成建档的有4000件唐卡，3000件佛像，4000件法器，5000件陶瓷，800件丝绸，700件衣服，还在建档的有几万件。

就具体物品而言，这部分文物从印信、文件、佛像、佛画、法器，到杯、碗、盘、马鞍再到文房四宝等应有尽有。清政府对历代达赖喇嘛和班禅以及西藏上层人物的赏赐是研究的主要对象。

清朝对历代达赖、班禅赏赐文物之频繁，赏赐规格之高、数量之大均超过明代，另据吴明娣《汉藏工艺美术交流史》的统计，清朝西藏上层遣使进京朝贡被赏之物是文物产生的第一部分。

西藏地方有大事时朝廷派使者询问的礼物是第二部分；达赖、班禅圆寂，确认转世灵童时朝廷的赐赠是第三部分；清朝皇帝随圣旨、敕谕附赠的礼物是第四部分。

皇帝驾崩、新皇登基，朝廷派使者到西藏念经时的赏赐是第五部分；赏赐达赖、班禅家族成员和弟子的礼物是第六部分。对西藏各呼图克图、摄政噶伦、郡王、公、台吉等的赏赐是文物第七部分。

可以说，一部清朝对西藏地方的赏赐文物史就是一部中原文化的西藏传播史，我们将看到，它是一部完整的大一统帝国的文化经营史。

佛教类文物

任何一个王朝“正统性”的确立与王权对政治、社会、文化、道德的整合能力有关。在中国，皇权与佛教经历了一个较为长期的博弈过程。

同时也是哲学史所叙述的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佛教逐渐为皇权所驯化，成为其中的一个组成要素。清朝的大一统政治有一个终极目标，那就是强调整体和谐，重视协调边疆与内地、我族与他族的关系。

清帝虽“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但目的还是把蒙古与西藏引导到王朝大一统的框架下，当然，这个过程不但是漫长的而且是曲折的。

从文物文化的研究视野看，清政府一方面以文物拉近彼此文化的距离，另一方面借文物的宗教内容引导文化的趋近。

《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盛京莲花净土实胜寺建成皇太极亲往行礼赏赐”条记载的碑文，开篇说“幽谷无私，有至斯响”。

这是用《诗经》中《白驹》的意象表达对贤人的思念，“洪钟虚受，无来不应”，“一音称物，宫商潜运”，用渴望妙音的律动来表达对藏地佛法的盼望。

皇太极为延请圣贤事致书土伯特汗及西藏大喇嘛等”条记载，缎布、腰刀、顺刀、豹皮、水獭皮、胡椒等实用物品是为表亲近之情，此时清朝是把达赖喇嘛等同于古代的圣贤来礼敬，这样拉近了彼此的文化距离。

“赉送达赖喇嘛金册金印于代噶地方。”条中说：“朕闻兼善独善，开宗之义不同，世出世间，设教之道亦异”，表明出世之黄教虽与中土儒家之世间法不同，然而二者“明心见性，淑世觉民，其归于一也”，是借文物的宗教内容引导文化的趋近了。

1723年雍正皇帝赏赐印册给七(六)世达赖喇嘛，他在敕谕中进一步表明了把佛教思想纳入到王朝治理的哲学理念框架中的态度。

之后的乾隆皇帝在给七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敕谕中说：“仍照前世达赖喇嘛钻研佛训，阐扬黄教，勿违朕遵奉黄教之至意。”更进一步明确了这种态度。

乾隆皇帝比起他的先祖，不但汉文化修养很高，藏文修养也很深厚，乾隆时期给予达赖喇嘛等地方领袖的礼品开始显示此时藏、满、汉文化的彼此熟悉与融合、融洽。

在乾隆之前，皇帝更多的是给予金银财宝、日用器玩等物质上的赏赐，这些大量的金银物品一方面体现了中原地区“厚往薄来”思想，解决了格鲁派部分的财政困难。

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原地区对于黄教还不是特别熟悉，尊敬有余、了解不足，不敢贸然赏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黄教文化的东进，中原地区也在消化吸收藏传佛教文化的基础上把理解后的佛教以文物的形式传播到了西藏。

备赏八宝。乾隆43年12月20日“内务府奉旨用白海螺等做八吉祥及七珍八宝备赏班禅。备赏佛绣像。”乾隆44年11月21日“内务府奉旨将绣上乐王等佛轴换边换帘备班禅递丹书克时赏给。”

赏赐大量佛教用物，诸如紫檀腰圆龛一座、八成金连三珊瑚无量 寿佛、催生石手持金刚白玉救度佛母、白玉无量寿佛塔—座、绣挂像佛三轴一堂、墨刻填金源流十三轴一堂、金造观世音菩萨一尊、绣线释迦牟尼一轴等等。

另一类是中原佛教用品，清代瓷花觚是祭祀用品，属五供之一，在佛教传中国以后的南北朝时期才开始用于供奉佛，最晚到明代开始出现了佛前的五供，用来供花、燃灯、烧香。

西藏这类文物特别多，西藏自治区博物馆现藏有清乾隆年间“青花缠枝莲纹花觚”一对，由腹部开光内铭文而知，这是唐英监烧敬献佛殿的五供之一。

另一有代表性的五供花觚为西藏博物馆的“青花胭脂红云龙纹花觚”，大方，立体醒目。博物馆现存有另一“蓝地粉彩八宝纹长方形香炉”，为清道光年间的物品。

其他如“青花山水人物纹花觚”“冰梅纹花觚”“五彩凤凰牡丹纹花觚”“兽面蕉叶纹青玉觚”“福寿蕉叶纹双夔耳青白玉觚”“人物异兽黄玉觚”都能看出中原佛教文化在西藏的传播。

藏传佛教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吸收了蒙、藏民族的传统思想文化，成了当时蒙、藏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状态的组成部分，是当时维系其民族性的一种思想力量。

清政府尊崇藏传佛教，是对蒙、藏民族风俗习惯的一种尊重，所以能够赢得蒙藏民族上层分子的拥戴。

因为清朝尊崇格鲁派，在不同地域的广大民众之间搭起了认知和认同的桥梁，使汉、藏及满、蒙古等民族有了“共尊中国”的物质基础和情感基础。

御制普陀宗乘之庙赡礼纪事碑上说：“大圣人首出御世，王道禅修非二致”，强调王道、禅修并非两种文化意识。

其间大量存在儒法与佛法的共同之处，“外藩万部所归心，振兴黄教钦睿智”，说明振兴格鲁派是一种文化谋略，此碑文可作我们分论点的好说明。

政治仪轨文物

当年周朝人为夏商两朝的后代保留了新的封地和疆土，而且允许他们在各自的封地内保持传统的宗教信仰与政治习惯。这是中国最早的封建的含义之一。

西周时代的中国，理论上已经是一个统一国家，不过只是一种封建式的统一；清王朝幅员辽阔，族群复杂，文化多样，这与当年周朝面临的文化局面有相似之处。

清朝大胆地综合了地方封建的八旗制、土司制、噶厦制等，形成了封建与郡县的同存，那么，这些拥有很大的经济特权、赋税待遇、权力自由的地区，中央王朝怎样保证他们与自己的一致呢？

根据我们的研究，文化在此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文化在人心，人心在认同。1648年、1650年、1651年，清朝接连三次派专使入藏，敦请五世达赖前来内地。

1652年五世达赖启程。到达北京后，五世达赖受到了顺治皇帝特殊的礼遇和丰厚的赏赐。顺治十年(1653年)3月初3日，在五世达赖返藏途中皇帝颁发敕谕：

“兹尔罗布藏素达赖喇嘛，襟怀贞朗，德量渊洪，定慧偕修，色空俱泥，以能宣扬释教，诲导愚蒙，我皇考太宗文皇帝闻而欣尚，特遣使迎聘。尔早识天心，许以辰年来见。

应聘而至。仪范可亲，语默有度，臻般若因通之境，扩慈悲于摄受之门。……兹以金册印封尔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这是以敕谕的形式对西藏封建设计的开始。

敕谕，又称敕书，与敕命合称“敕”，光绪朝《大清会典》记载：敕书用纸有三种，一是金龙香笺表里四层黄纸，二是画龙笺表里三层黄纸，三是印边龙笺表里二层黄纸。

用于举行大典或颁发重要命令的布告上。是清代皇帝诏令文书之一，也是民间俗称皇命圣旨的一种，主要用于授任官员、敕谕臣民、晓谕外藩等。

同年，清朝又册封顾实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册文上说：“帝王经纶大业，务安劝庶邦，使德教加于四海”，说明了宗旨，现在“庶邦君长能度势审时，归诚向化”。

那么“朝廷必加旌异，以示怀柔”兹以金册封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希望对方“作朕屏辅，辑乃封圻”与达赖喇嘛比起来，固始汗统治有青、康等地，并握有西藏军政大权。

同时册封五世达赖喇嘛和固始汗，一方面确立了西藏地方与清朝中央的隶属的关系，大的方针没动摇；另一方面承认了当时蒙藏政教势力共同领导的甘丹颇章政权对西藏的统治，体现了“封建”的政治设计。

这种“封建”的策略在当时是最好的保全双方的体制。有了“封建”的基础，来往才成为可能，才有了共同发展的平台。

在和硕特事件之后，清朝采取了直接任命藏族世俗贵族管理西藏政务的举措。1713年康熙授予五世班禅罗桑益西“班禅额尔德尼”称号，并颁赐了玉印玉册，正式确立了班禅活佛转世系统。

现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收藏有《清圣祖册封五世班禅额尔德尼的谕旨》一件，他不但是要班禅额尔德尼的领地“永久安居”，也是想让清朝对西藏的统治“永久安居”。

结语

满族的包容心态使儒家礼乐等级文化很快被统治阶级利用，可以说此时的儒学已剥离了明朝汉族文化的色彩而变成了多民族统一王朝力求自上而下整理各个阶层与集团的顶层设计。

参考文献

1.吴明娣.汉藏工艺美术交流史[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149-151.

2.孙逊.清朝皇帝的文殊形象与藏传佛教的臣服[J].西藏研究,2013(3):2.

3.朱晓明,珍宝.历代中央政府册封达赖班禅史料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