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绝唱——岕茶
汪鹤年
在明清的贡茶方阵中,岕茶可算是冠绝海内、傲视天下的茗中仙品,古人以“金石芝兰之性”赞誉这种独树一帜的名茶。有人甚至说,岕茶是一整部明清的江南茶史,还有人誉之为大明绝唱,称它是“第一名茶”。因为,在中国的历史名茶谱中,没有哪一款茶品可与岕茶相提并论。中国自汉代至清末,论述茶叶的茶书典籍只有四十多部,而其中论述岕茶的专著就有五部:明代熊明遇的《罗岕茶疏》,周高起的《洞山岕茶系》,冯可宾的《岕茶笺》,周庆叔的《岕茶别论》,清代冒襄的《岕茶汇钞》。
之所以称其为岕茶,是与它独特的生长环境有关。“岕”通“嶰”,意为介于两山山峰之间的空旷地。在宜兴、长兴的山区有很多地名里都带有“岕”字,岕茶就生长在那里。这些地处两山之间的“岕”里,茂林修竹,溪涧潺潺,山土又特别的肥沃,从而也就滋养出岕茶这钟灵毓秀的“尤物”。正如明代周高起在《洞山岕茶系》一书中所说:罗岕有岕八十八处,洞山所产岕之所以“为诸岕之最”,就得益于其“前横大涧,水泉清驶,漱润茶根,洩山土之肥泽”这种天造地设的地理条件。
岕茶的产地、面世和入贡
在历史上,人们常常将岕茶归类于阳羡茶或顾渚紫笋之列。
明万历年间曾任长兴知县的熊明遇《罗岕茶疏》中就列举有“今人多以阳羡即罗岕”的说法。(引自顺治《长兴县志》)明末四公子之陈贞慧在《秋园杂佩》“庙后茶”条里亦有“阳羡茶数种,岕为最;岕数种,庙后为最”之说。明屠隆(公元1543年—1605年)《考盘余事》甚至武断地将阳羡与岕茶中的精品罗岕直接划上等号:“阳羡,俗名罗岕。”
明代学者许次纾《茶疏》却认为岕茶以长兴所产为佳,甚至将其与顾渚紫笋扯上了关系:“近日所尚者,为长兴之罗岕,疑即古人顾渚紫笋。介于山中谓之岕,罗氏隐焉故名罗。然岕故有数处,今惟峒山最佳。”编辑于民国初年的《清稗类钞》“岕茶”条说得更为直白:“岕茶,茶名,产于浙江长兴县境,在两山之间,而为罗氏所居,故名岕茶,亦名罗岕,为长兴茶之最佳者。”持此论者认为,岕茶产于苏浙交界的茗岭之阳,也就是浙江北部长兴白岘的罗岕山区。
实际上,这些说法都失之偏颇。从岕茶的生长环境看,宜兴和长兴的茶区都具备这些条件,有些分属两地的茶区甚至仅仅是一山之隔,如作为浙苏分界处的茗岭,岭北为宜兴,岭南为长兴,但却都是名茶产地。因而,无论是阳羡茶,还是顾渚紫笋茶,都与生长于宜兴与长兴毗邻山坞的岕茶有着割不断的渊源关系。
或许,明文震亨(公元1585~1645)《长物志》的相关记载,便是岕茶与两地关系的最好说明:“岕,浙之长兴者佳,价亦甚高,今所最重;荆溪稍下。”荆溪即宜兴古称之一。很明显,长兴和宜兴都出产岕茶,不过,长兴的质量更好一些。
与早在唐代即负盛名的阳羡茶、顾渚紫笋茶相比,岕茶只能算是后起之秀。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进士,随即被授长兴知县的熊明遇在《罗岕茶疏》中就对时人“阳羡即罗岕”的观点提出过质疑:“今人多以阳羡即罗岕,岕有茶不上百年,山不数陇,似于阳羡有名之时未合。”据考,《罗岕茶疏》著于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也就是说,大约是在明中叶,岕茶才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
但在上流社会中受到推崇可能还要稍晚。明末清初周高起《洞山岕茶系》就有“岕茶之尚于高流,虽近数十年中事”一说。《洞山岕茶系》成书大致是明末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以后,也就是说,大约直到明嘉靖年间(公元1522年~1566年),岕茶才为达官贵人所崇尚。
明末,岕茶还吸取松罗茶的制作经验,即运用鲜叶拣别、杀青、闷堆、初烘、复烘等工艺,最终以一种片状茶的面目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因其色、香、味更佳,竟得到了天子的青睐,因其产于阳羡境内的南岳(即南山,山麓有古南岳寺),人们因将其称作“南岳茶”,或直接叫作“南岳贡片”。周高起《洞山岕茶系》“贡茶”条就记述了南岳贡片的由来:“[贡茶]即南岳茶也。天子所尝,不敢置品。县官修贡,期以清明日,入山肃祭,乃始开园。采制祖松罗、虎丘,而色香丰美,自是天家清供,名曰片茶。初亦如岕茶制,万历丙辰(即1616年),僧稠荫游松罗,乃仿制为片。”实际上,片茶形态并非“南岳贡片”的专利,“甑中蒸熟,然后烘焙”的岕茶,因不用揉炒,茶形本就呈片状,故素有“岕片”之名。
除了阳羡的南岳贡片,顾渚所产的岕茶亦是明末有名的贡茶。明末谈迁《枣林杂俎》在提到明代“国家岁贡”茶品时就说:“浙江长兴县芽茶三十五斤,纳南京。茶出顾渚,即岕茶也。近时僧大方制法,剪去尖末,号大方茶。”而据明末顾起元《客座赘语》的记载,顾渚所贡岕茶分别出自庙后和明月峡。该书在列举贡茶中的精品时就有这样一段记载:“吴门之虎丘、天池,岕之庙后、明月峡,宜兴之青叶、雀舌、蜂翅,越之龙井、顾渚、日铸、天台,六安之先春,松萝之上方、秋露白,闽之武夷,宝庆之贡茶,岁不乏至。”至于文中的顾渚,指的大概是顾渚紫笋这一常贡茶品。
春茶夏采与先蒸后焙的采制工艺
岕茶之所以姗姗来迟,主要是受到制作程序和制作周期的限制。岕茶的生产和制作与其他茶品的制作相差甚远,其制作程序复杂,要求也高,制成的茶叶色、香、味、形都比较讲究。与明代已成为主流茶品的其他芽茶不同的是,它不是用炒制的方法,而是以先蒸后焙的方法制作而成,因而也就别具一种风味。
明罗廪《茶解》载:“茶无蒸法,惟岕茶用蒸。”明闻龙《茶笺》也说:“诸名茶法多用炒,惟罗岕宜于蒸焙,味真蕴藉,世竞珍之。”冯可宾《岕茶笺》“论蒸茶”条还载有具体的蒸制方法:“蒸茶须看叶之老嫩,定蒸之迟速,以皮梗碎而色带赤为度,若太熟则失鲜。其锅内汤须频换新水,盖熟汤能夺茶味也。”
而之所以采用这种先蒸后焙的独特制法,又主要是受制于茶叶的生长特性。
由于岕中地势较高,峰峦重叠,气候稍寒,光照不足,清明前后茶芽未吐,无茶可采。因此,春茶夏采已成寻常之事,有时甚至推迟到初秋季节。久而久之,不忍乘嫩采摘以伤茶丛也就成了岕中茶农自觉遵守的铁律。明许次纾《茶疏》就说得非常明白:“岕中之人,非夏前不摘。初试摘者,谓之开园。采自正夏,谓之春茶。其地稍寒,故须待夏,此又不当以太迟病之。往日无有于秋日摘茶者,近乃有之。秋七、八月,重摘一番,谓之早春。其品甚佳,不嫌少薄。他山射利,多摘梅茶。梅茶涩苦,止堪作下食,且伤秋摘,佳产戒之”;“彼中甚爱惜茶,决不忍乘嫩摘采,以伤树本”。明熊明遇《罗岕茶记》亦云:“茶以初出雨前者佳。惟罗岕立夏开园,吴中所贵,梗粗叶厚,有萧箬之气。周高起《洞山岕茶系》也说:“岕茶采焙,定以立夏后三日。”遇上阴雨天气,采摘时间还得往后顺延。冯可宾《岕茶笺》“论采茶”还对岕茶采摘的最佳时间和注意事项有过专门的提醒:“雨前则精神未足,夏后则梗叶大粗。然茶以细嫩为妙,须当交夏时,看风日晴和,月露初收,亲自监采入篮。如烈日之下,又防篮内郁蒸,须伞盖至舍,速倾净篮薄摊,细拣枯枝病叶、蛸丝青牛之类,一一剔去,方为精洁也。”明徐献忠《吴兴掌故集》也认为因其味太厚,罗岕只有凭藉煎蒸工艺才能成为佳品:“罗岕,在长城之西乡,由合溪至其地四十里,地多罗姓。其茶粗枝大叶,立夏始开园采摘,其味太厚,必籍煎法始成佳品。”
总之,因岕茶采摘时间已晚,枝叶微老,梗粗叶厚,有萧箬之气。如果按其他芽茶的制法,下锅炒制自不能使茶梗变软,反而导致叶芽枯碎的后果。所以,先在甑中蒸熟,然后烘焙而成,也就成为岕茶独特的制作方法。明许次纾《茶疏》就透露出个中奥妙:“岕之茶不炒,甑中蒸熟,然后烘焙。缘其摘迟,枝叶微老,炒亦不能使软,徒枯碎耳。”
明文震亨《长物志》对岕茶的焙制还积累了这样的经验:“采茶不必太细,细则芽初萌,而味欠足;不必太青,青则茶已老,而味欠嫩。惟成梗蒂、叶绿色而团厚者为上。不宜以日晒,炭火焙过,扇冷,以箬叶衬罂贮高处。盖茶最喜温燥,而忌冷湿也。”
当然,其焙制方法也并非一成不变。既尊重传统工艺,又面对现实工艺创新,就曾为岕茶打出一片新的天地。明末,岕茶就曾模仿松萝茶的制作工艺,以片状茶的面目出现在天子的生活中,即人们所说的曾列作贡茶的“南岳贡片”。明末谈迁《枣林杂俎》在提到明代“国家岁贡”茶品时就说:“浙江长兴县芽茶三十五斤,纳南京。茶出顾渚,即岕茶也。近时僧大方制法,剪去尖末,号大方茶。”这种大方茶,可能就是所谓的“南岳贡片”。周高起《洞山岕茶系》“贡茶”条的一段记载可为佐证:“[岕茶]采制祖松罗、虎丘,而色香丰美,自是天家清供,名曰片茶。初亦如岕茶制,万历丙辰(即1616年),僧稠荫游松罗,乃仿制为片。”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代长兴知县的冯可宾在其撰写的《岕茶笺》中,还较详地记述了当时岕茶运用松萝茶焙制方法的具体情形:“宜轻摇大扇,使火气旋转,竹帘上下更换,若火太烈恐糊焦气,太缓色泽不佳,不易帘又恐干湿不匀。须要看到茶叶梗骨处俱已干透,方可并作一帘或两帘,置在焙中最高处,过一夜仍将焙中炭火留数茎于灰烬中,微烘之,至明早可收藏矣”。不难看出,其中学习了松萝茶的用帘及初烘、复烘的工艺。
独具一格的特色和品质
色白、味香、形美是岕茶的主要特征。我们通常喝的茶叶其颜色都是绿色(红茶除外),而岕茶的颜色却是奶白色的,且白中蕴翠,翠中蕴白,泡在杯中朵朵鲜活,香味扑鼻,其中的洞山岕还略带乳香(婴儿的体香),令人赏心悦目。
色白是岕茶的第一个特点。自古以来,“茶色贵白”便是人们评定好茶的第一标准:不仅外观是白的,即使在冲泡了后,其汤色都是白的。这样的茶,不仅香气好,味道也足。周高起《洞山岕茶系》中描述的“叶筋淡白而厚”,“入汤色柔白如玉露”的一品岕茶,便符合这样的标准。
味香是岕茶的第二个特点。岕茶不仅带有花的清香,更有奇妙的乳香(婴儿体香)。明熊明遇《罗岕茶记》就说洞山岕“味甘色淡,韵清气醇,亦作婴儿肉香,而芝芬浮荡,则虎丘所无也”。《续茶经》引明陈继儒《书岕茶别论》对其香味也有这样的评价:“昔人咏梅花云:‘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此惟岕茶足当之。若闽之清源、武夷,吴郡之天池、虎丘,武林之龙井,新安之松萝,匡庐之云雾,其名虽大噪,不能与岕相抗也。”而且这样的香气,不会因存放时间太久而消失,反而是郁香扑鼻,愈久愈烈。真正的岕茶名品,哪怕是经历过霉雨季节,到了秋天,它的香气还是如刚刚焙出来的新茶一样。明冯可宾《岕茶笺》便有此一说:“茶虽均出于岕,有如兰花香而味甘,过霉历秋,开坛烹之,其香愈烈,味若新沃,以汤色尚白者,真洞山也。若他嶰,初时亦有香味,至秋香气索然,便觉与真品相去天壌。”
味作金石气是岕茶的第三个特点。明袁宏道《龙井》一文就曾如此评价它:“唯岕非花非木,稍类金石气,又若无气,所以可贵。”明熊明遇《罗岕茶记》还道出了其之所以会如此的因由:“茶产平地,受土气多,故其质浊。岕茗产于高山,浑是风露清虚之气,故为可尚。”也就是说,产于山间的岕茶,大约是沾了风露清虚之气的缘故,它完全没有那种平地茶的草木浊气,反而独具一种金石才有的灵气。而这种特殊的若有若无的好滋味,是需要真正的懂茶之人方能品饮得出。
鲜活的外形是岕茶的第四个特点。明熊明遇《罗岕茶记》中对其鲜活的特色就有这样的描述:“莫若余所收洞山茶,自谷雨后五日者,以汤薄浣,贮壶良久,其色如玉,至冬则嫩绿,味甘色淡。”上等的岕茶,冲泡后不仅叶底鲜活,栩栩如生,久不变色,更保持了茶汤清新甘鲜的原汁原味。
岕茶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是,冲泡前先必须用开水洗茶,这样再冲泡才更香,味道也更好。明罗廪《茶解》:“岕茶用热汤洗过挤干。沸汤烹点,缘其气厚,不洗则味色过浓,香亦不发耳。自余名茶,俱不必洗。”
但客观地说,尚未冲泡的岕茶,外形却并不那么美妙,相反,其叶大梗多的朴实,倒是给人一种“粗劣茶品”的印象。生于北地的曾任明代浙江按察副使的李于鳞,在收到长兴文人徐中行的精品岕茶后,就视之为寻常之物,竟将这上等好茶全赏给属下的皂役们享用了,惹得徐中行哭笑不得。明代冯梦祯《快雪堂漫录》就记载了这段轶事:“李于鳞为吾浙按察副使,徐子與以岕茶最精饷之。比看子與昭庆寺,问及,则已赏皂役矣。盖岕茶叶大多梗,于鳞北士,不遇宜矣。”
当然,岕茶也有上下品之分。在岕茶中,最好的是产于长兴的庙后岕茶和洞山岕茶。庙后岕茶即通常人们所说的罗岕,也称作庙后罗岕,因其品质最优,故常被人们用作岕茶的代称。
周高起《洞山岕茶系》就将岕茶分为四品,其中列为第一品和第二品的就是庙后岕茶和洞山岕茶:
第一品岕茶产于“瑞草丛郁”的老庙后,地不过二三亩,但其茶树都是年代久远的“古本”,年产不过二十斤。据说,此茶“色淡黄不绿。叶筋淡白而厚。制成梗绝少。入汤色柔白如玉露,味甘,芳香藏味中,空蒙深永,啜之愈出,致在有无之外。”
第二品岕茶为洞顶岕,在新庙后、棋盘顶、纱帽顶、手巾条、姚八房,及吴江周氏地都有出产。但产量亦很有限。此茶“香幽色白,味冷隽,与老庙不甚别,啜之差觉其薄耳”。
明末曾担任过湖州司理的冯可宾在其所撰《岕茶笺》也提及过这两种岕茶名品:“[岕茶产地]不可指数,独罗嶰最胜。环嶰境十里而遥,为嶰者亦不可指数。嶰而曰岕,两山之介也。罗氏居之,在小秦王庙后,所以称庙后罗岕也。洞山之岕,南面阳光,朝旭夕晖,云滃雾浡,所以味迥别也。”《本草纲目拾遗》引《嘉靖长兴志》也说:“罗岕在互通山西土地庙后,产茶最佳,吴人珍重之。”
对庙后罗岕,明末四公子之陈贞慧《秋园杂佩》“庙后茶”条也极力推崇,更说出其种种妙处:“阳羡茶数种,岕为最。岕数种,庙后为最。庙后方不能亩,外郡人亦争言之矣,然杂以他茶试之,不辨也。色香味三淡,初得口,泊如耳。有间,甘入喉;有间,静入心脾;有间,清入骨。嗟乎!淡者,道也。虽吾邑士大夫家,知此者可屈指焉。”意思是说,这方不过亩的庙后罗岕,当时几乎达到了有口皆碑的地步,然而,能真正辨其真伪者却屈指可数。此茶的真正妙处是入口淡然,但越品越香,清韵无穷。不过,陈贞慧将庙后罗岕归类于阳羡茶,却是明显的疏漏。
《续茶经》引明人《西吴枝乘》以至有“湖人于茗,不数顾渚,而数罗岕”之说。
明代学者冯梦桢(公元1548~1605年)《快雪堂漫录》“品茶”条还将罗岕精品誉之为“妃后”:“岕茶精者,庶几妃后,天池、龙井便为臣种,其余则民种矣。”
明熊明遇《罗岕茶疏》更详尽地记叙了时人对罗岕的推崇,以至于谷雨才过,便有茶人入山等着收购:“罗岕茶人尝浮慕卢、蔡诸贤嗜茶之癖,间一与好事者致东南名产而次第之,指必罗岕云。茶人每于杜鹃鸣后,遣小吏微行山间购之,不以官檄致。即或采时晴雨未若,或产地阴阳位辨,甘露、肉芝,艰于一遘,亦往往得佳品。”但因所产有限,你就是想多买也难以如愿,否则,便会给以假乱真者以可乘之机:“还是夏前六七日,如雀舌者佳,最不易得。每岁只宜廉取,多则土人必淆杂为赢,无复真者。”(引自顺治《长兴县志》)
明冯可宾《岕茶笺》却对韵如兰花,历久弥香的洞山岕情有独钟。
明代许次纾《茶疏》甚至将洞山岕茶誉之为“仙品”:“然岕故有数处,今惟峒山最佳。……其韵致清远,滋味甘香,清渴除烦,足称仙品。”
明熊明遇《罗岕茶疏》道出了洞山岕茶之所以会出类拔萃的因由:“山之夕阳胜于朝阳,庙后山西向,故称佳;总不如洞山南向,受阳气特专,称“仙品”;然只数十亩而已。”据称,他这位曾担任过六年长兴知县的父母官也好不容易才一尝其味:“至为邑六年,而得洞山者之产,脱尽凡茶之气。偶泛舟苕上,偕安吉陈刺史啜之。”(引自顺治《长兴县志》)
这些极品岕茶产量既少,求者又多,其价格之高昂也就难免。明屠隆《考盘余事》就说罗岕“细者其价两倍天池。惜乎难得。须亲自采收方妙。”明袁宏道《龙井》一文中说其价曾达到每斤值两千余钱,即便这样,他觅之数年,也仅得到数两:“岕茶叶粗大,真者每斤至二千余钱。余觅之数年,仅得数两许。”如按当时米价折算,一斤罗岕茶,相当于大米两到三石左右。其珍贵可见一斑。
从有口皆碑到销声匿迹
“吴中所贵”的岕茶在明清时期倍受文人雅士的推崇,对岕茶的赞美之辞也屡见于文人的笔墨,几乎可说是有口皆碑。
明代书法家俞允文(公元1511-1579年)品过岕茶后,兴之所致,特写下《罗岕茶歌》一首,诗中咏道:“阳崖阴林草性屋,罗岕二月茶芽生。……壑源阳羡空有名,自余诸焙皆可轻。”
明代天门学派首领、京中重臣钟惺(公元1574~1624年),有多篇诗作述及岕茶,如《早春寄书徐元叹买岕茶》,《七月十五日试岕茶徐元叹寄到》,《遗使吴门候徐元叹云以买岕茶行》等,其中《七月十五日试岕茶徐元叹寄到》二首其一就抒发过“江南秋岕日,此地试春茶”的感慨。
一次,明代长兴文人臧懋循送岕茶给“吴兴四子”的茅维。茅维喝过岕茶后,竟在《友人饷岕茶歌》中表达出“不愿封云溪,愿得岕一顷”的祈愿。
尤其是号为“茶淫”的明人张岱对罗岕茶可谓情有独钟。其《陶庵梦忆》“闵老子茶”一文就记述了他和“闵老子”品茶结缘的一段佳话:某日,他慕名拜访精于茶道的闵汶水老人,闵汶水特拿了一种品质和阆苑茶相同的茶糊弄他时,张岱只轻轻啜了一口,就品出了不同的茶味。对闵老说道:“你莫哄我!这虽是阆苑制法,但味道却不同。”闵老笑对张岱说:“您知这茶是何地所产?”张岱又啜了一口就说:“和罗岕茶太相似了。”闵老听后暗暗佩服,连连吐舌称奇。于是,他又持一壶茶来,请张岱辨识,张岱品后又说:“这茶香气扑烈,味甚浑厚,此是春茶呀,刚才那壶茶是秋天采摘的茶。”一番话,使闵老佩服得五体投地,遂与张岱结为终身好友。
“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襄与秦淮名妓董小宛尽管只有过短暂的婚姻生活,但他们同嗜罗岕茶的相同情趣,却给人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其《影梅庵忆语》中的一段记述就形象地描绘出他们夫妇相濡以沫的动人情景:“姬能饮,自入吾门,见余量不胜蕉叶,遂罢饮,每晚侍荆人数杯而已,而嗜茶与余同性。又同嗜界片(即岕片)。每岁半塘顾子兼择最精者缄寄,具有片甲蝉翼之异。文火细烟,小鼎长泉,必手自吹涤。”特别是董小宛尤爱岕茶,她“性淡泊,于肥甘一无嗜好,每饭,以岕茶一小壶温淘,佐以水菜、香豉数茎粒,便足一餐”。
盛名之下,岕茶身价日高,而在厚利的驱使下,制假者自是趋之若鹜,因此,鱼龙混杂自在所难免。周高起《洞山岕茶系》就真实地记录了当时岕茶生产中佳品难得,赝品日多的真实情景:“茶园既开,入山卖草枝者,日不下二三百石。山民收制乱真,好事家躬往,予租采焙,几视惟谨,多被潜易真茶去。人地相京,高价分买,家不能二三斤。近有采嫩叶,除尖蒂,抽细筋,炒之,亦曰片茶。不去筋尖,炒而复焙燥如叶状,曰摊茶,并难多得。又有俟茶市将阑,采取剩叶制之者,名修山,香味足而色差老。若今四方所货岕片,多是南岳片子,署为骗茶可矣。茶贾炫人,率以长潮等茶,本岕亦不可得。”本来,像质量较好的片茶、摊茶等真正的岕茶产量极为有限,每家所产仅二三斤。一些喜好岕茶的买家为能买到真品,往往亲自前往订购,甚至亲自监采监制,但仍常常被人偷梁换柱。至于以剩叶制作的“修山”,到处有售的所谓“南岳片子”等冒牌货,每天的交易量竟达两三百石之多。
因以假充真者日多,名声在外的岕茶,其声誉日下,身价日贱也就势所必然。清叶梦珠《阅世编》中就留下了这样的历史纪录:“茶之为物,种亦不一,其至精者曰岕片,旧价纹银二三两一斤。顺治四、五年间,犹卖二两。至九、十年后,渐减至一两二钱一斤。康熙戊午,予在江阴,曾有客持来求售,实价不过二钱一斤,然色虽如旧而味无香气矣。”从价银二三两,跌到二钱一斤,相差竟达十几倍,而其罪魁祸首便是赝品泛滥导致的信誉危机。
这种信誉危机,在导致其价格一落千丈的同时,也最终导致了岕茶的低迷以至失传。
岕茶的制作工艺十分复杂,仅焙茶就要一天半的时间,而且其中的火候、温度、时机等稍有一点掌握不好,就会前功尽弃。因而导致其制作成本奇高。而由于信誉危机的影响,又偏偏卖不出好价。在这种情势下,岕茶制作工艺渐渐被当地茶人所冷落,终至失传。
近年来,岕茶的制作工艺才逐渐引起人们的重新关注。宜兴市龙背山森林茶场经过反复试制,终于初步获得成功。目前,该茶场已向国家有关部门为岕茶申请了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