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语大词典》的作者——马哈茂德·喀什葛里:
在喀喇汗王朝时期,马哈茂德•喀什葛里在自己所著的《突厥语大词典》中说:
“桃花石(Tabγač)——此乃马秦(Māsīn)的名称。秦距契丹有四个月的路程。秦(Sīn)本来分为三部:上秦在东,是桃花石;中秦为契丹,下秦为巴尔罕;而巴尔罕就是喀什噶尔。但在今日,桃花石被称为马秦,契丹被称为秦。”
看来,《突厥语大词典》把中国分成了三部分,南方叫马秦(Māsīn),北方叫契丹,新疆地区叫巴尔罕。
补充说明:《突厥语大词典》里所提到的“秦(Sīn)”来自阿拉伯语对中国的称呼。
那么,问题来了。中国的南方为什么被称为“马秦”?这个“马秦”到底是什么意思?
有人做出了牵强附会的解释:
Mā是梵语Mahā的缩写,意思是“伟大的”,相当于英语great。而sīn是梵语Cīna的缩写,代表“秦”。所以“马秦”的意思就是“伟大的秦国”。
这明显是牵强附会,当时已经是宋朝了耶。
而且,秦国起源于甘肃陕西一带,不可能在南方。
那么,这个“马秦”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在元朝时期,有一个意大利商人,叫马可波罗(Marco Polo)。他声称自己来过中国,并且写了一本《马可波罗游记》,里面记载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事。
然而,《马可波罗游记》里有很多漏洞,有很多不符合事实的地方。所以人们都认为他根本没有来过中国,关于中国的事,都是他从来过中国的传教士那里听说的。
《马可波罗游记》里说中国南方叫做“蛮子国(manji或mangi)”。
《尚书·武成》里说:“华夏蛮貊,罔不率俾”。
“华夏蛮貊”这四个字本来的意思:华(Khor)是指虞朝,夏(Khar)是指夏朝,蛮(Man)是指南方的民族,貊(Mak)是指北方的民族。
但是,到了周朝时期,周朝人把概念歪曲成了:“华夏”是指中心地区,“蛮貊”和“夷狄”是指偏远地区。
所以“华夏蛮貊,罔不率俾”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无论是中心地区还是偏远地区,都必须对周朝俯首称臣”。
虽然周朝人篡改了概念,但我们仍然知道“蛮”是指南方的民族,“貊”是指北方的民族。
“貊”的古音是mak或moh,正是我国古代北方民族mohe的名字,古代音译为“靺鞨”或“勿吉”。
中国的南方民族被称为“蛮”,所以《马可波罗游记》里说中国的南方叫做“蛮子国”是有道理的。
这样一来,我们就明白了《突厥语大词典》里的Māsīn(马秦)实际上是Mānsī(蛮子)的错误抄写,结尾的字母“n”应该放在“马”字后面,即Mānsi,“蛮子”或“蛮”的复数形式。或Mānsīn,蛮秦。
由此可见,突厥语词典里所说的马秦,实际上是“蛮”的意思。
(人们把突厥人的语言叫做突厥语,但后来人们发现,突厥语也是古代匈奴人的主要语言。所以说,突厥语其实就是匈奴语。——编者注)
俄语把中国叫做Китай(Kitay),就是“契丹”,也叫做“奇台”。
关于Kitay(契丹)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大概有三十多种说法。
人们普遍认为是“宾铁(进口铁)”的可能性比较大。
笔者刚开始也比较认同“宾铁”的说法,但后来越来越倾向于“契丹”是“海东”二字的音译,特别是指一种猛禽“海东青”。
根据《契丹国志》记载:
“女真东北与五国为邻,五国之东邻大海,出名鹰。自海东来,谓之海东青。小而俊健,能捕天鹅、鸷,爪白者尤以为异。辽人酷爱之,岁岁求之女真”。
契丹人非常喜爱一种叫海东青的猛禽,常常逼迫女真人向他们献供海东青,最后致使女真人推翻了他们的辽国。
金朝时期,蒙古人分不清契丹人金人和汉人,所以就一律称为契丹人。蒙古对契丹的叫法是Хятад,如果改写成拉丁字母就是Hyatad(发音近似“和呀大”),不同于俄语的Kitay(Китай)。显然蒙语的拼读更接近“海东”的发音。
《马可波罗游记》里把中国称作Cathay(契丹),古代英语里也把中国叫做Cathay,这个Cathay更接近古代汉语“海东”的发音。
契丹人是我国北方的民族,其父系DNA以N系和C系为主,和周朝王族很可能是一脉相承的关系。经过基因坚定,现在的达斡尔族是古代契丹的直系后裔。
公元1219年,72岁的中国道教全真派创始人之一丘处机,道号长春真人,向西远行35000里,去劝说西征花拉子模的成吉思汗不要滥杀无辜。
丘处机发现,西域地区的人都是把我们汉族人叫做“桃花石人(Tab gachi)”,于是就把这件事记录在《长春真人西游记》里面。
西域人为什么把汉族人叫做桃花石人呢?
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认为“桃花石”就是“拓跋氏”,是对拓跋鲜卑的称呼。但如果仔细推敲,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在大漠地区,有两块后突厥汗国的石碑,《毗伽可汗碑》和《磨延啜碑》,两块碑上多次出现Tabγač(Tab gachi)一词。
突厥语碑文:
突厥语碑文中出现Tabγač(Tab gachi)一词,发音近似“塔博哈赤”或“桃哈赤”,正是所说的“桃花石”。
笔者的看法:
“唐”字带有尾音ng,突厥人常常把ng读成m,也就是把“唐”读成tam。
后来Tam又变成了tab(tav)或taw,这样一来“唐(Tam)”就变成了“桃(Tav或Taw)”。
Tabγač后面的γač,是突厥语字母,如果写成拉丁字母,就是gachi,正是“努尔哈赤(Nur gachi)”的“哈赤”,意思是“后裔”。所以Tabγač(Tab gachi)就是“唐人后裔”,Tab是唐,γač(gachi)是裔。
突厥语γač(gachi)是后裔的意思,也可以翻译成“之子”。如“努尔哈赤(Nur γač)”,光明之子。“舒尔哈齐(Sur γač)”,海之子。“雅尔哈齐(Yar γač)”,崖之子。“穆尔哈齐(Mur γač)”,河之子。
“撑犁孤涂(Täŋri γač)”,天子。
由此可见,“桃花石”一词来自突厥语的Tabγač(Tab gachi),发音近似“桃哈赤”,意思是“唐朝人”、“唐人后裔”、“唐人之子”,和所谓的“拓跋氏”没有关系。
佐证:中世纪伊斯兰学者阿尔比鲁尼(973-1049)在其所著的《地理书》称中国为“唐格氏(Tamghaj)”。可以看出,Tamghaj和Tabγač完全是同源关系。ghaj来自γač,Tamghaj就是Tamγač。
新疆阿图什县出土的喀喇汗王朝钱币,背后铭文中有“桃花石可汗”字样:
既然“桃花石”不是“拓跋氏”,那么,“拓跋氏”又是什么意思呢?
有很多人都研究过“拓跋”这个词。
建立北魏政权的拓跋鲜卑,在《魏书》里自我介绍说:“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
意思是说拓跋就是“土德之王”,是“后土(土王)”的意思。
有人认为,“拓”就是“土”,就是土地的意思。而“跋”是“主人”的意思,“拓跋”的意思就是“土地的主人(也叫后土)”。
他们认为“拓跋”一词就是突厥语的Tag beg,实际上这是错误的,因为“跋”字的尾音是t,所以“跋”只能是bat、bot或bet,不可能是beg(伯)。
笔者认为,“拓跋(秃发)”一词是Tu bod的音译。
bod(苯教的神)是古人信仰的一种神,常译为“魃”。如“风魃”就是风神,“水魃”就是水神,“旱魃”就是旱神。
商朝的都城叫做“亳”,实际上就是Bod,祭祀神(bod)的地方。
所以说,“拓跋”就是土魃,就是土神。
拓跋(Tubod),我国古代的一个北方部落,殷商甲骨文中称其为“土方”。
甲骨文中的“妻”不是指女性,而是指负责警卫的人员。
爱新觉罗·多铎(Aisin Gioro Tatar):
努尔哈赤的第十五子叫做多铎。
很多人都认为,“多铎”是满语(女真语)Dodo的音译,意思是“胎儿”。
然而,爱新觉罗家族的母语是突厥语和蒙古语,他们根本不会满语,也根本不可能用满语取名。
爱新觉罗家族来自布里亚特蒙古族,他们家族的人名,除了蒙古语就是突厥语,根本没有满语。
比如“多尔衮”,很多人都认为是满语(女真语)的Dorgon,意思是“獾”或“熊”。
爱新觉罗·多尔衮(Aisin Gioro Dolkun):
实际上“多尔衮”是突厥语Dolkun,这是突厥语中非常常见的一个人名,意思是“浪潮”,以突厥语为母语的人,比如古代的匈奴、现代的维吾尔族人、哈萨克族人,都经常用这个名字。经查证,维吾尔族名字确实有一个维吾尔语音译“多里昆(多里库)”。正是清朝初年多尔衮的名字。
又如“努尔哈赤”,很多人都认为是满语的Nuheci,意思是“野猪皮”。实际上是突厥语Nur gachi,意思是“光明之子”。
在爱新觉罗家族的名字里,除了蒙古语就是突厥语,没有任何一个女真语单词。
所以,“多铎”一词是突厥语tatar,即“鞑靼”。
北方民族对“Tatar”一词的认同感极强,即使成吉思汗统一了北方民族,建立了蒙古帝国,但北方民族基本都不认同自己是蒙古人,对外一致声称自己是鞑靼人。这就造成了外国人把中国北方的民族都叫做“鞑靼(Tatar)”。
据说,当年西征的蒙古大军基本都自称鞑靼,很少有自称蒙古的。
笔者认为,突厥语的tatar来源于汉语的“达”字,有飞黄腾达、发达之意,所以中国北方民族都喜欢自称“鞑靼”。
“达”字在古代有三种读音:tat,tar,tan。
“鞑靼(Tatar)”一词是采用了前两种读音,即tat−tar,后来两个t合并成一个t,就变成了现在的tatar。
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所说的Serice(赛里斯),意思是“生产丝绸的地方”,所以应该是指我们中国。
但是,根据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的说法,赛里斯人身材高大,红头发蓝眼睛。根据他们所说的地理位置,应该是指中亚地区的粟特(Sogdiana)。
那些红头发蓝眼睛的人是善于经商的粟特人,他们来自我国古代的大月氏(Guti或Gulti),也就是商周时期的鬼方(Gulti)。
可见,所谓的Serice(赛里斯)并不是指中国,而是指中亚地区的粟特。
我们知道,英语的China来源于梵语的Cīna(चीन),而梵语的Cīna来自阿尔泰语的Cina(狼)。
从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Mahā-bhārata)和《罗摩衍那》(Rāmāyana)来看,印度人所说的Cīna并不是中国,而是现在的巴基斯坦地区,我国古代把那里叫做“身毒(Sindhu)”。
根据《摩诃婆罗多》的记载,Cīna人经常和吉罗多人(Kiratas)一起出现在东光(Prag jyotisa)国王福授(Bhaga datta)的军队中。
在《摩诃婆罗多》之《备战篇》描述东光国(Prag jyotisa)的国王Bhaga datta(福授)赠送般度的对手难敌一支“akṣauhiṇī军队(包括大象、战车、马和步卒),由Kirata和Cīna士兵组成,看起来好像身着金子,那支无敌的军队如Karṇikāra(迦尼花)之林一样迷人”。
被称为“高原雄鹰”的塔吉克族同胞,是中国的雅利安人,他们就一直自称Cīna,即Cīna deva gotra,狼天族。
塔吉克族:
塔吉克族人一直都自称Cīna,所以塔吉克族人和印度的Cīna应该是同族的人。或者他们就是从巴基斯坦迁徙过来的。
高原雄鹰——塔吉克族:
雅利安人黑头发黑眼睛
古代印度人所说的Cīna是现在的巴基斯坦地区,我国古代把那里叫做“身毒(Sindhu)”,也是古代印度的“七河之地”,印度洋的七大支流。
七河之地,是雅利安人活动的地方。
哈拉帕印章中原始湿婆(西王母)的形象(梯几戴胜,司天之戾及五残):
梯几,就是坐在“几”字形的凳子上。戴胜,就是头上有“生”字形的装饰物(牛角)。司天之戾及五残,就是负责上天对人类的惩罚和掌管世界的毁灭。这些都是《山海经》中对西王母的描述,正符合湿婆神的特征。
这是因为古代那些翻译佛经的法师,他们常常认为梵语的Cīna就是汉语的“秦”,就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的秦朝。
唐朝初年的玄奘法师曾经在印度留学,在印度遇到一位名叫鸠摩罗(Kumāra)的国王,玄奘法师告诉国王说:“至那(Cīna)者,前王之国号。大唐者,我君之国称。”(《大唐西域记》卷五)
玄奘法师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印度人所说的Cīna,就是我们国家以前的一个朝代,秦朝。我们现在叫唐朝”。
当然,印度人不会承认这种说法。
而正是由于这些翻译佛经的法师们坚定地认为印度人所说的Cīna就是中国古代的秦朝,而且把这种说法传遍了整个亚洲,才使国际社会用China这个词来称呼中国。
实际上,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印度就早已经有了Cīna这个词。而且,秦朝持续的时间大概只有十五年,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力。所以我国的秦朝和印度的Cīna没有直接关系。
唯一有关系的,就是“秦”来源于阿尔泰语的Cina赤那,狼。而梵语的Cīna也是来源于阿尔泰语的Cina。